對商學院存在的目的與使命的討論在21世紀初達到一個高潮。先是著名的組織學者斯坦福大學的Jeffrey Pfeffer與學生2002年發表《商學院的末日：看得見的成功不多》，然后是傳統美式管理教育模式的長期批評者管理學大師Henry Mintzberg2004年出版專著《管理者而非MBA》，接著是2005年著名的戰略學者Sumantra Ghoshal的遺著《壞的管理理論正在毀壞好的管理》的推出，最后是領導力專家Warren Bennis和同事寫的《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
 
這些作者在圈內的地位一個比一個高，文章的題目也是一個比一個引人注目，文章的內容，更是有理有據，可圈可點。可惜，有意思的是，批評者們把該說的狠話都說完了之后，商學院們卻擺出一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的架勢，原來怎么做，現在照樣怎么做，并看不出來有什么改變的趨勢。

圈內人一般把商學院分為研究型、教學型、研究與教學并重型幾個大的類別。研究型學校一般把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作為評價教授的主要標準，從沃頓商學院到MIT的斯隆管理學院，從斯坦福商學院到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都是這樣，構成美國商學院的主流。教學型的學校在美國一般是包括州立大學的各種中小型學校，在業界的地位較高；在歐洲則有以IMD為首的強調實務、為工商界服務的學校，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與傳統，有一定的影響力。例如，2002年德國25家領先的公司與協會成立的歐洲管理與技術學院（esmt）很大程度上采取的就是IMD的運作模式。而研究與教學并重的學校的模式則以哈佛商學院為代表，努力往這個方向靠攏的有INSEAD、弗吉尼亞大學的達頓商學院、西安大略大學的偉毅商學院等。不難看出，這些批評文章的矛頭所向，主要是商學院中的研究型學校。

研究型學校為什么不能與實踐聯系得更密切一些，研究與教學并重呢？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INSEAD最初是教學型學校，自1989年設立博士項目起來，逐漸重視研究，在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成為教授評價的最重要的標準。結果是教授隊伍里逐漸形成了以研究為核心和以教學為核心兩種針鋒相對的文化，兩種文化沖突之劇烈，有時候甚至到了外人無法想象的程度。教學型教授嘲笑研究型教授的研究項目瑣碎、無聊，純屬浪費生命，大多數論文印出來沒有人看，甚至連印刷這些論文的紙張的價值都不如：“99%的論文如果沒有發表，這個世界的運轉方式不會有任何不同”。研究型教授則嘲笑教學型教授不懂文獻，不講邏輯，張口即錯，完全是誤人子弟。我親身經歷的一次是一個教書很好的年輕教授以《不受歡迎的文化》做一個午間講座。題目剛寫下，就遭到學校的著名學術權威對這個題目的質疑：文化的定義就決定了文化是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和預設，什么叫“不受歡迎的文化”？一個多小時的講座，光為這個題目就辯論了三四十分鐘。研究和教學都好的教授自然也有，但絕對屬于可遇不可求的情況。普遍的共識是，教學與研究幾乎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行當，同時做好這兩種工作，要求教授具有一種幾乎類似雙重人格一樣的多維度能力，確實不易。

從學科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的是，發出批評聲音的、批評聲音最劇烈的，都是一般管理、戰略、領導力等軟性學科的學者。而在商學院的“研究化”潮流中，最受影響的也是這些軟性專業的學者。首先，軟性專業的學術研究因為理論的多元性、數據的收集的難度、評價標準的模糊性等原因一般周期都較長，發表難度較大，在“數字游戲”（發表論文的數量）中，很容易處于其它專業的下風；其次，軟性專業學者如果太重學術研究，與實踐漸行漸遠，很難在教學中達到良好的效果，不像運營、會計、財務等較硬的學科，因為學科內容的結構化，很容易產生一種“逼人的科學尊嚴”，讓學生自己覺得學到一些東西。再次，軟性專業學者，如領導力、戰略、創業等專業的學者，如果有一些才華，注重與實踐的結合，很容易在工商業界產生較大的影響，埋頭做學術研究對于他們的機會成本相對會更大一些。最后，與上述這些原因相關，商學院里軟性學科的學者之間極容易發生兩極分化，產生各種激烈的內部矛盾，因此往往就在商學院內部的專業之間的地位、權力之爭中，給別的學科的學者留下了更多的機會。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各大商學院的院長的學術背景，鮮有一般管理背景出身的，應該與這些原因分不開。

從學生的角度看，大家進商學院，名正言順的目的是上學，學東西，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目的還有兩個：擴大朋友圈子、提升社會地位。商學院這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功能的最好體現是畢業生兩大去向：投資銀行與咨詢公司。因為這兩個行業提供的服務的特征，加入這些行業的年輕人往往擁有很多與工商界的高層打交道的機會。這種機會自然會為這些行業的年輕人的職業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優勢：與同齡人相比，他們往往能夠更快、更早地擠身工商界的核心圈。典型的例子是哈佛商學院畢業生郭士納從麥肯錫到America Express,到 Nabisco, 再到IBM的職業發展過程。一兩年時間、幾萬美元的學費換來這種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實現蛙跳的機會，自然非常值得。如果商學院的背景能夠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蛙跳，他們在商學院學了什么知識與能力，是否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倒成了第二位的問題了。所以，對于學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商學院的地位以及錄取比例的懸殊，而不是學習的內容。商學院的地位，又來源于商學院之間的競爭。商學院靠什么競爭？自然離不開教學與科研。而與科研相比，教學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流通性又較差，出頭彩的難度要大一些。這個出人頭地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要靠科研來擔任了。所以，不管大師們怎么批評，如果商學院的畢業生主要流向是投資銀行界和咨詢界，而不是工業界，我估計，研究型商學院片面強調學術研究的總體方向在短時間內是很難發生什么根本的變化的。

戰略、領導力和一般管理等專業怎么辦？長遠而言，一方面贏利性公司在這塊市場的份額可能會逐漸加大。典型的例子是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CCL），已經連續幾年在領導力課程方面在全美名列前茅；杜克大學把高層培訓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公司后，迅速成長為全球高層培訓業的巨鱷。另外一方面，商學院也可能逐漸會分化成為偏硬和偏軟的兩種類型（大致對應分別成為“商學院”與“管理學院”），偏硬的“商學院”通過學術競爭，爭取更高的地位，主要在MBA市場拼搶，主要資金來源是校友捐贈；偏軟的“管理學院”通過教學、咨詢、案例研究、出版商業書籍等方式直接滿足工商界的需求，主要在高層培訓市場競爭，主要資金來源是培訓收入。與原來教學型學校、研究型學校的分類方式的區別在于，“商學院”與“管理學院”的專業重心也會有所不同。當然，也不排除極少數學校，仍然堅持軟硬兩手抓的方針，繼續兩面做戰的可能性，但這樣做的難度肯定是越來越大了。